近日，以“中华文明的自信力与传播力”为主题的国际儒学论坛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本次会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组、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4家单位联合主办。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著名新儒家代表成中英教授，以及来自韩国、摩洛哥、秘鲁、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加拿大联邦国会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分别派代表出席祝贺会议召开。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孔玮玮、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牛喜平、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董事会主席何乃杰以及学者代表在开幕式上致词。
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碰撞趋势加快，中华文明如何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智慧和启示？应遵循一种怎样的实现路径？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即为人类共同体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在为期2天的“文明对话”里，50多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针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力与传播力”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文化自信论争与中国文化内核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文化正不断参与全球文明的对话，讨论中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精神内核问题被摆了在首位。此次会议上多位学者会针对中国文化自信问题发表观点。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发表题为“中国文化的创造力与再生力：自信之源、传播之基”的主题演讲，主张中国文化的自信不仅要以包容的心态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学会自我更新，把自身体会到的真善美价值与西方世界分享。此次会议上成中英教授分享了他最新的学术观点，认为“道”、“已”、“德”、“行”这四个概念的背后实则凝聚了中西哲学精神与宗教对话的基础和可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是开放的，正如《易经》强调“殊途而同归”，《论语》所强调“和而不同，不同而和”价值追求。
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homas Ames）教授从比较哲学的路径出发，作了题为“儒学宗教感：人能弘道，圣人能继天立极”的演讲，认为中国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化传播最大的问题是过多使用了西方的概念与理论体系，这导致许多人对中国文化的内在不自信。当前西方世界了解的中国并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文化实际上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基础。中国儒家的内部存有宗教感，天人合一不仅是追求一种和谐的秩序，更是一种优化的过程。人与人、人与自然，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关系中人能弘道，圣人能继天立极。
作为此次会议的执行方，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梁燕城先生也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发表观点，作了题为“仁与信：孔子与马丁路德“的演讲，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是思考人与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主张人性本善的逻辑起点，而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世界里主张人性本恶，思考如何通过法律这种外化的方式达成社会秩序。在孔子的世界里，他强调人内在的心性体验，通过人与人感通关系逐渐形成人的共同本性与共同价值，建立与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
此次会议邀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学者从域外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化的价值是一大亮点。来自摩洛哥、秘鲁、印度尼西亚、韩国的教授分别对儒家哲学与西方文化对话进行了思考，例如秘鲁伊三大学(Esan University)教授约翰·文森特（Johnny Vicente）认为中国儒家自改革开放之后得到复兴，新儒家所提出的和谐观念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促进世界更广泛的和谐。另外，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圣基教授指出，儒家的多元文化信仰与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实际上存有差异，但是当前西方宗教所面临的危机正需要儒家的复兴来诠释人的精神世界。
在本次论坛上,与会学者从儒家、道家、周易、墨家以及宋明理学等角度展开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切磋研讨，这既是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哲学回应，也是对以人为本的哲学精神的时代回响。“我们这个民族有儒家和道家，哲学共同的源头是周易，易学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被西方征服的底牌。世界文明最后相对稳定的和谐状态应该是以易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和新教文明对话和融通的新形态”。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教授在发言时说。
另外，暨南大学教授闫月珍提出了“中国早期哲学中的生长图式与制作图式”，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起源构成和主导了中国早期各派思想家据理言说的公共话题，中国早期思想有两种重自然与重技艺的观念，一种建立在自然物基础上的生长理性与生长图式，另一种是建立在器物上的制作图式，这两种图式都有形而上的意义，即用以阐明对社会最为本初的看法的哲学思想。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王云从儒家的正义观出发，比较西方古典的正义观念，认为儒家的义跟西方古典正义观念的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钟锦汉在会上指出，道德超越性大概是古典哲学留给现在最大的遗产，不论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古典哲学，还是西方的古典哲学，而这种遗产经过了康德，成为我们现代性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在会上以“中国传统文学‘道’的复兴与重生”为题发表演讲，核心观点是文学要传递一种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社会责任社会担当，一种积极的文化价值观。
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多元思潮
当代中国正处于多元文化与思潮交叠时期，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与多元文化碰撞热烈讨论。针对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问题，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许正林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在本质上绝不是迎合西方，成为西方价值的合格仆人，或者让中国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翻版和实验平台；更不是宣传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去傲视发展中国家进而建立文化霸权。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应该是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彰显中华民族的品格力量，全方位地创造与传播中国的当代文化，使其参与到世界人类文化之林，促进人类文化共同良性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荆学民进一步指出：“中国当下社会仍然处于文化迷茫阶段，各种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经济性文化、神圣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的形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多元并存、交错对接，使人们陷入文化选择的迷茫甚至危机之中。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对外传播，应着力解决选择哪种文化作为目前中国社会精神支柱的问题。综合考量，应当坚定不移地选择立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现代性文化。”
社会转型与文化融合引发在座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指出，中国在地理空间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在历史的反复辐射与汇聚的过程中所形成。儒家文化对东亚的辐射上基本以外来的学习为主，我们的输出为辅。从古至今，中国文化正是在不断地交融汇聚中完成传承。
上海社会科学院荣跃明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文化正在经历深刻转型，文化的发展本质上是价值观的转型。新形势下，中国将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积极寻求人类文明的多元共处。另外，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也认为，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处于一个极度分裂和无序的状态，但是与单一类的思想统治相比，这种多元状态反而是一件好事。东西文化在相遇的最初阶段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在经过一个时段之后，最后会形成融合的局面，亨廷顿所说的文化冲突只是一种历史阶段的形态论，而不是文化历史逻辑性的本质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外交关系层面，我们应该要上升到人类思想文化这种共同性、多元一体的层面上去理解利益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这一本质的区别。
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美德伦理在此次论坛上也被提起。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勇作了题为“古代儒家对当代美德伦理的贡献”报告，提问儒家伦理对于当代的美德伦理能够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如何从中国的儒家传统里面找出一些办法来克服美德伦理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在黄勇教授的论文里他一共归纳出了13点，最典型的如仁义礼智是一种人的哲学，天人合一就是一种很好的做人的道理。
吉林大学教授梁玉水作为了题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审美文化的更新与重建”的演讲，核心观点凝聚在“物”、“新”、“美”、“乐”这四个关键字里，面对当前消费主义的文化盛行，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也正呈现一系列的特征。
另外，围绕当前中国文化的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郑崇选研究员认为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生产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文化和消费的主要特征。陕西师范大学李继凯教授以陈忠实笔下的“关中文化”为切入点，指出“关中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属于典型的儒家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关中文化”也在不断地建构和磨合。还有陕西师范大学柏俊才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国学”这一概念正是适应当前的现代化转型特征，它的概念与内涵正在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变。
跨文化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本次会议主题的核心主题，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引起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和讨论。新时期，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是本次论坛的共识问题，但是围绕如何展开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如何运用多学科方法解决传播问题成为本次论坛发言的重要内容。
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在会上指出，新儒学如何更好地传播出去，这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课题。当前中国在对外包括文化传播当中，由于地域和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对欧美地区的受众了解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导致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而对于与中国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汉语言文化圈和中华文化影响圈的受众，我们也没有做过细致的划分，所提供的都是一般性的内容产品，甚至把国内的一些传播内容直接拿到国外播放。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而言，这个可能是将来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解决的问题。
武汉大学教授单波以“价值观念的跨文化理解：以‘谦虚’为例”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在东西方交往密切的全球化时代，价值观念的跨文化理解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源自中国的“谦虚”价值观念在西方心理学领域被发现、被争论、被理解又被误解的过程。西方的心理学家们面对东亚人“自我贬低”的心理倾向而产生困惑，在争论中发现了“谦虚”价值观念的人际和谐意义与自我修身意义，并提出“谦逊调适”价值导向作为区分世界各国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由于跨越传统、跨越语际之难，这些文化心理学家也仍然停留在远方的眺望，而未能达到“视界的融合”。
浙江大学教授吴飞以“共情传播与全球沟通伦理金规则”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现有的全球传播方面的研究多从现代性、交往理性的维度思考全球传播的秩序问题，更多地持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强调人的自私本性，强调强者对弱者的剥夺以及强者之间的争夺。当理解受阻，共识难达，承认无望，分配的正义亦有障碍，那么人类首先建立一种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并努力发展共情的关爱，如此方有利于解决全球传播中“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并有利于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是本次会议与会者讨论的热词，到底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是一种价值共同体，还是利益共同体？厦门大学教授谢清果以“人类文明交往观的‘中国方案’”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国社会提出的人类文明交往方案表达出来就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同时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论，中华文明不谋求冲突，哪怕有冲突最终还是走向和谐；最后是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强调自己的文明优越感，与其它文明应该是共存的状态。
“命运共同体就是感通，有共同的命运，通过彼此的关系，建立未来的合作。已欲立而欲人，已欲达而达人。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征服，西方吸收希腊产生了征服性的思维。”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梁燕城说。另外，来自印度尼西亚《新报》的李卓辉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需要与伊斯兰教对话，也就是说中国讲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把伊斯兰文化拿来加进来，跟儒家文化来加强融合，才有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田辰山以“新世纪儒家视野下的‘一带一路’”为题发表演讲，他采用比较哲学的路径，认为新世纪扭转人类生存危机的局面正需要儒家文化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这种大方略。“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追求。儒家文化是一种早熟的人类生存生活智慧，面对新世纪危机，中国从儒家文化传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
香港亚太研究中心教授郑海麟认为，建构一个新的文明体系，并且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模式，这个是非常大的工程，而且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不止是打百年大计，起码要几百，甚至上千年的计划。历史上明代的郑和下西洋，正好为当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围绕儒学教育话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新科认为有必要建立史记学，促进优秀经典传承。温哥华兰加拉学院（Langara College Vancouver）教授于力从儒学教育的案例切入，分析儒学如何在明清时期的讲经筵对帝王进行教育与制衡。
在近30年学界所讨论的重大问题中，儒学是否属于宗教这个话题一直论争不断，不同的学者怀抱不同的切入点。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张学智分享了他从终极关怀的观念来解读宋明理学的宗教问题，主张宋明理学虽然是一种哲学学说，但是由于它突出的人文精神与生命、宇宙、本体关系的学问，正是一种对超越精神境界的追求，是一种实践性的宗教形式。
在会议的圆桌论坛上，成中英教授说：“中国的宗教划分不是以信仰者的心理感受作为判断是否属于宗教，而是以信仰超越性的对象来判断。西方宗教追求超自然信仰，而中国讲究知识或智慧高于信仰，是一种主体实践性的宗教。”梁燕城先生进行一步补充：“中国的这种本体论把基督教重新消化，重新消化以后，基督教变成中国形态的基督，它是包容性的，不是排他性的。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化的基督将来对全球基督教有很重大的影响，人通过与上帝感通，也跟万物感通。”“从世俗的角度来理解，大众的宗教学经验，产生在管理上以对象来划分。实际上中国的儒学对超验性的东西都作了解释，而且从主观宗教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荆学民补充说。
